“律师在场权”的积极意义

发布时间：2005-05-24　浏览数：1,405

    阮占江

　　于大多数人而言，对律师在场权的认识，似乎更多来自于西方警匪片里的一些人物对白和特写镜头。值得欣喜的是，从今年3月起，这一局面在我国开始有了现实的改变。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

与北京、河南、甘肃三地公安机关合作，正式启动“三项侦查讯问试验项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时，可以要求律师在场，或者对讯问全程进行录音、录像。
　　应该说，律师在场权的试验性启动，是对多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种正面回应。虽然“任何人不能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原则早就为世界各国公认为法治之基，虽然法律常识告诉人们，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但同时博弈理论也在告诉人们，如果各博弈主体间力量权利分配不平衡，强势一方必然就会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弱势一方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必然是不公正的。由于国家侦查机关对于调查取证拥有合法的强大力量，由于我国刑事资源本身相对短缺，由于少数司法人员素质不过硬，侦查技术、装备普遍落后等各种因素，近年来尤其是今年入春以来经媒体陆续披露的几起错案和疑似错案，刑讯逼供的影子一直挥之不去。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但是，对于公安机关讯问中律师在场应承担的权利义务，法条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尽管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当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但当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亟须律师“在场”提供法律帮助，却又不被允许。这种“在场权”规定，表面看来是立法技术和制度设计的问题，其根源却在于侦查机关有无敢于接受监督的勇气，并改变长久以来少数人依“刑讯”来突破案件的侦查观念。
　　因此，设置律师在场权，实际上就通过增进公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暴力的方式，在两者之间的博弈构建起了一种真正的平衡，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后者的不当行使，使人们避免在强大的国家机关面前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在北京海淀、甘肃等地的试点实践也不断证明，律师在场见证讯问，不仅相对有效地确保了侦查机关调取口供笔录程序的合法性，克服调取口供中逼供、诱供、骗供等现象的出现；而且确保了口供内容的真实性，特别对那些没有阅读核对能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律师在场，协助他们核对口供笔录，防止口供笔录与犯罪嫌疑人的口头供述不一致，从而导致对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利后果的情况出现。

                     ————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