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思 :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还缺什么

发布时间：2003-03-19　浏览数：1,452

编者按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面对当前知识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深刻变化，我国以现有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置身于这一大格局中，应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本版从今天起，发表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真知灼见，以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尽快建立。 　　自1979年刑法开始保护商标专用权、中外合资企业法开始承认知识产权是财产权以来，20多年不断的立法与修法，尤其是加入WTO前为符合国际条约要求的“大修补”，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基本”完备了。这已经是国内外多数人的评价。 　　不过，远看10年前已立知识产权法典的发达国家法国、两年前已缔结法典式知识产权地区条约的安第斯国家，近看目前已开始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日本、软件出口总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的印度，然后再着重看一看我们自己执法与司法中对法律的实际需求，我们就有必要在欣然面对“基本”完备的这一体系的同时，默然反思一下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还缺些什么？ 　　从大的方面讲，朱基总理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知识产权，把它们归纳起来，可以看到三层意思：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二，取得一批拥有知识产权的成果；第三，将这样的成果“产业化”（即进入市场）。这三层是缺一不可的。把它们结合起来，即可以看作是我们的知识产权战略。“保护”法的基本完备，则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如果缺少直接鼓励人们用智慧去创成果（而决不能停留在仅用双手去创成果）的法律措施，如果缺少在“智力成果”与“产业化”之间搭起桥来的法律措施，那就很难推动一个国家从“肢体经济”向“头脑经济”发展，要在国际竞争中击败对手（至少不被对手击败），就不容易做到了。 　　上述第一层的法律体系是必要的，但如果第二与第三层的法律不健全，在当代会使我们处在劣势的竞争地位，“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也可能受到阻碍。所以，我感到当前最为迫切的，是认真研究这两层还需要立哪些法。 　　待到这后面两层的立法也“基本”完备之后，我们再来考虑我国知识产权法中已有的“保护”法（或加上将来补充的“鼓励创新”法与“搭桥”法）是散见于单行法好，还是纳入民法典好？抑或是自行法典化好？对此，不妨用较长时间去讨论。 　　当然，现有“保护”法（并不是说它们只有“保护”规定，其中显然有“取得”、“转让”等等规范，只是说与“鼓励创新”与“搭桥”相比，现有法主要是落脚在“保护”上）也有自身应予补上的欠缺。其中多数问题，也可能要用较长时间去讨论。例如，对于我国现有的长项———传统知识及生物多样化———尚无明文保护；对反不正当竞争的附加保护尚定得残缺不全。此外，本来几个主要法（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可以一致的某些细节，还很不一致。例如，专利法中对于仅仅自然人能够搞发明是十分明确的。而著作权法中却让人看到“法人”居然动起脑子“创作”出作品来了！在专利领域人们都很明白：仅仅承认自然人动脑筋搞发明的能力，不会导致否认法人可以享有发明成果。而著作权立法中则为认定法人在许多场合享有创作成果这一事实，就干脆宣布法人可以用脑子去创作（而不是说法人单位的自然人职工搞创作，然后由法人享有相应成果）。再如，在专利和商标侵权中，被侵权人均是或可得到自己的实际损失作为赔偿，或可得到侵权人的侵权获利作为赔偿。著作权侵权中则又是另一样：只有在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计算时，才可能进而寻求侵权人的获利作为赔偿。如果被侵权人的损失很好计算———只有两元钱，那就不能再有别的选择了，即使侵权人因侵权获利二百万。 　　但这些理论上及实际上的欠缺，均属于补缺之列。实践在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所以这种补缺，可能是永远没有穷尽的。我们切不可把立法的重点与补缺相混淆，尤其不能颠倒主次。在整个民商法领域是如此，在知识产权法领域也是如此。重点是要立即去做的，是不宜花很长时间去讨论的。况且，中国要有自己的创新成果并要把这种成果产业化，对此人们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不像“法人有没有大脑、能否搞创作”这类问题在认识上差异很大。如果把真正的立法重点扔在一边，集中力量去补那些永远补不完的缺，历史会告诉我们：这是重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