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奔小康法制来护航——政协委员谈“三农”问题的法制保护

发布时间：2003-03-07　浏览数：906

（记者　陈东升）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列席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一些全国政协委员认为，这显示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从中央到地方，现在已形成共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 　　“三农”问题何以成为奔小康的重点和难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何在？法律制度能为农民奔小康做些什么？几天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请他们谈看法、摆观点。 　　“三农”问题何以成重点 　　长期以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深化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增加对农业和农民的投入、加强农村的扶贫开发、引导农村劳动力进行合理有序流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三农”问题由来已久，成因复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如果按照相同口径计算，把城市人口享受的各种补贴和农民的生产性支出都计算在内，两者之间的比例应该是1比5以上。目前，国际上平均收入差距比为1比1．5，与之相比，我国现在的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实在太大。 　　农民纯收入的剧减，也带来9亿农民消费水平低下，结果是，农民这一消费弹性最大的社会阶层，却支撑不起国家扩大拉动内需的需求。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委员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政府制定16项小康指标，至2000年已实现13项，未实现的3项指标，即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人均日蛋白质摄入量、初级医疗保障体系都与农民有关。另外，农村现在还有3000万人口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 　　景天魁委员说，农民占了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但现在农业水平低、城乡发展不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不解决农民的小康问题，必将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 　　在城镇化上做文章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国内研究“三农”问题的著名专家陆学艺研究员说，十六大报告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增加农民收入，出路在于减少农民数量，加快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 　　致公党贵州省委主委闻大中委员说，我国有近1亿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工就业，有1．33亿在乡镇企业中从事二三产业的生产，农民收入增长的70％来自非农产业。他建议，一，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步伐。二，城市政府应加强对就业状况的监测、分析和预测，加强对农民工的服务和管理，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农村各级政府也要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提供优良服务。 　　景天魁委员认为，减少农民数量，扩大农民就业，发展第三产业是个办法。现代化的社会是相互服务的社会，人人需要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美国产业有百分之七十是第三产业，我国现在还不到百分之三十四，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必须尽快提高第三产业比例。 　　统筹和依法保护农民利益 　　景天魁委员认为，“三农”问题根本原因出在制度上。我国农村目前的一些制度都是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对某些制度进行改革，通过法律和法规制度的建设、完善，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陆学艺研究员说，十六大报告关于“三农”问题的第一句话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但我们现在无论是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还是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城市一个样，农村一个样，是典型的“一国两策”，与十六大报告所要求的相距甚远。必须抓紧时间清理、修改这些不合理的法律和法规制度，坚决实行城乡一个法，把计划经济强加给农民的束缚解开。 　　李君如委员认为，法律制度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大有作为。比如用身份证制度来取代户籍制度对解决“三农”问题就意义很大。另外，还应该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减少、取消对外来农民工的限制，规定进城打工人员有同工同酬的待遇，规定农民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可以成为当地市民。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邓伟志委员则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必须对现行土地管理法进行修改。 　　他说，现在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土地既然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就有权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进入市场。可是现行的做法是先由国家征用，变为国有，然后进入市场。这样做的结果是，原有的土地所有者只能拿土地增值部分的一星半点，农民利益明显受到损害。 　　邓伟志委员为此呼吁：迅速修改现行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法律制度，归还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继承权、抵押权、入股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多种权利。集体所有的土地要像宪法所说的那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