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热点难点 探寻司法对策——全国２８个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04-12-03　浏览数：1,662

    （记者 张 娜）自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施行以来，公司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主要形式。因为公司设立、公司人格、公司治理、公司担保、股东权利、公司债务、公司解散等问题引起的诉讼案件，在人民法院的民商事审判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且在公司法适用中出现了许多疑难问题和热点问题。１１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全国２８个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司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讨会，针对公司法适用中的难点和热点，寻求可行的司法对策，并对正在修订中的公司法提出建议。记者力求梳理讨论中涉及的问题点，把相应的司法对策和立法建议展示给读者。

    股东资格认定

    在审理公司案件特别是股权转让、股东瑕疵出资责任及股东权纠纷中涉及较多的往往是股东资格的确认问题，而公司法对此的规定又十分笼统、原则，因此，在我国公司法律制度未作修改或补充之前，如何解决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对正确解决和合理处理公司诉讼纠纷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债权人主要根据工商部门的登记情况来认定股东资格，工商登记对股东权利具有何种意义？

    哈尔滨中院民三庭和广州中院胡炜东、宁建文：工商登记属于宣示性登记，仅有证权功能，第三人有理由信赖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如果登记有瑕疵，按照商法外观主义原则，第三人仍可认为登记是真实的，并要求所登记的股东按登记的内容对外承担责任。因此，工商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在股东资格认定时具有相对优先的效力，但不具有决定性的效力。

    确定公司内部有争议的股东资格时，如何解决是否实际出资与是否取得股东资格的关系？

    哈尔滨中院民三庭：在授权资本制的立法模式下，股东资格并不完全因出资而取得，当股东身份的其他形式要件具备时，其股东身份应当确认；公司及其他已出资股东可以依法追究其出资违约责任，令其在一定期限内填补出资，否则公司有权剥夺其股东资格。这种模式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借鉴。济南中院：只有在该股东既未按约出资，又未按章程实际行使和享有股东权利，并缺少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时，其股东资格才不予认定，其应缴实际出资额应由其他设立人补交，以保证注册资本的充足和真实。

    在冒名出资与隐名出资情形下，股东资格如何认定？

    济南中院：如果实际出资人或盗用人仅仅是为了规避法律对一人公司的禁止性规定，在否定冒名者或被冒名者股东名分的同时，也应当否定公司的法人资格，按实际出资情况确认公司为独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由实际经营人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宁波中院民三庭陈文岳、赵江涛：若冒名者的行为未使成立的实体构成一人公司，则不宜认定公司成立无效或强制其解散，而应收缴该部分股权，通过拍卖或者由其他股东认购等方式，确定新的投资人为公司股东。

    与会代表：在隐名出资情况下，在公司内部发生股东权确认纠纷时，应当按其双方协议，确认实际的出资人为股东，特别是在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出资，并且公司一直认可其以实际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其他违背法律规定的情节，可以确认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对公司以外的债权人而言，除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挂名人与出资人的真实约定外，挂名股东仍应当对外承担股东责任，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可根据挂名协议向实际出资人追偿。

    股权转让情形下如何认定股东资格？

    宁波中院民三庭陈文岳、赵江涛：１．在公司内部，由于法律未规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生效需经特殊的批准、登记手续，故在股东会通过股权转让决议后，股权转让合同经双方签字即生效，对公司的出资份额同时转移至股权受让方。在股权已转让但尚未变更登记的情形下，受让方有权向公司主张实质性的股东资格，公司不得再以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来对抗或主张免责。２．对于公司外部，如果在工商登记文件中列明的股东仍未变更，而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信力，所以，善意第三人此时仍可信赖股权出让方为公司股东，并且不应因此种信赖而蒙受损失。比如，若股权出让方的债权人在此阶段要求变卖该股权来抵债，股权受让方仍不得以此来对抗该债权人，而只能以出让方履行不能或瑕疵履行为由追究其违约责任。

    股东代表诉讼

    作为保护小股东权益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已为现代两大法系国家所普遍接受，并成为公司法中保护小股东权利的一种特殊救济方式。实践中，少数股东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已经开始出现，且有蔓延之势。最高人民法院也已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对于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应当立案受理。但是，由于目前缺乏立法支撑和司法经验借鉴，此类案件的审理难度不言而喻。

    股东代表诉讼程序上有何特点？

    鞍山中院民三庭：股东代表诉讼应设立诉讼前置程序。当股东发现公司利益受侵犯时，应当首先向公司监事会要求纠正，只有在这一措施未达效果时，才能起诉。监事会对股东申请的答复期限，应限制在６０日以内。这一前提条件也有例外情况：当有关财产即将被转移、有关权利的行使期间或诉讼时效即将超过，适用诉讼前置程序可能导致救济措施拖延的，应当允许股东直接向法院提起代表诉讼。提起诉讼后，应将有关诉讼事宜及时通知公司。

    为防止股东滥诉而破坏公司正常生产秩序或损毁公司商誉，应对原告资格进行哪些必要限制？

    鞍山中院民三庭：股东在起诉前持有公司股份的时间应以不少于６个月为宜。广州中院田绘：可以在起诉股东人数或持股比例上进行选择限定，并考虑不当行为发生后持有股票的原告的善意程度。济南中院：目前应以允许持有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０．５％或１％以上的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为宜。鞍山中院民三庭：在实践中，如果股东存在以下三种情形，则应认定其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一是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是为了谋取与自己持股比例不成正比的私利，或者是为了谋取其所在公司的竞争对手的利益；二是提起诉讼的股东曾经参加、批准或默许所诉的不正当行为；三是以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通过提起代表诉讼谋取一己私利。

    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是实质上的原告，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必须参加诉讼。如何界定公司的诉讼地位？

    鞍山中院民三庭、广州中院赵乘勇：宜将公司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汕头中院民二庭：公司应作为一种新型的第三人参与诉讼。济南中院：公司在代表诉讼中的地位与代位行使债权法律关系中的被代位人的地位颇为相似，要解决这一问题则必须对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律主体框架作出修正。

    为了防止股东代表诉讼被滥用，减少不正当的股东代表诉讼，法律可以赋予被告向法院申请原告提供诉讼担保的权利。如何行使这一权利？

    汕头中院民二庭：被告在提出申请时应当证明存在下列情况之一：原告所提起诉讼的事由不存在或不可能发生；原告所起诉的被告没有参与被起诉的行为；原告提起诉讼时具有恶意的其他情形。广州中院赵乘勇：股东所提供的担保可以采取保证人予以担保的方式，也可以是现金或流通证券的方式。在股东代表诉讼期间，如果原告股东所持股份下降，并跌至法定最低限额的，原告股东可以不再被要求提供担保。

    股东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获得胜诉后，其利益归谁？

    镇江中院民二庭：由于股东代表诉讼的直接目的不是基于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股东是以公司代表人的身份进行诉讼，因而胜诉所得赔偿或利益恢复都直接归属于公司，而非为股东个人所独享。三明中院研究室：股东代表诉讼中如被告败诉，被告所得的收益应视为不当得利，且应赔偿基于侵权所造成的公司全部财产上的损害；如果被告明知且恶意地违背其对公司的义务而造成损害，还可以课以惩罚性的罚款。不过，在公司因为被告的违法行为获利时，被告也可以主张损益相抵，将公司的获利从损害责任中扣除。

    原告是否可以从被告处获取赔偿？若原告股东败诉，原告股东是否应对公司及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与会代表：原告股东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实质处于公司代理人的地位，代理行为的权利和义务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因此，原告股东只能要求公司支付其支出的必要费用及报酬，而无权从被告处直接获得赔偿。若原告股东败诉，只有在其存在恶意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这样才能使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与防止滥诉达到一致。

    公司组织和治理机构

    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该条虽然对瑕疵股东会决议有所涉及，但是相对于审判实务中出现的问题而言却过于简单。

    瑕疵股东会决议之诉的管辖如何确定？对瑕疵股东会决议之诉是否应进行限制？

    福州中院民二庭：对于上市公司因瑕疵股东大会决议引起的纠纷案件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受理与管辖”部分中的有关规定的精神，统一由上市公司注册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西安中院：应限制瑕疵股东会决议之诉，限制内容包括：１．对撤销之诉提出时间的限制。应参照国外立法例，设立除斥期间制度，促使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如不行使，则自然丧失。未来立法应参考国外立法例，将公司法上的撤销权限定为２个月较妥。对于该除斥期间起算点，以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股东会决议存有瑕疵之时来确定较恰当。２．立法应予明确禁止明知股东会决议存有可撤销之瑕疵，但在会议期间却故意不提出异议，会后才向法院提出撤销之诉的股东的撤诉权。３．为了防止个别股东滥用诉权，应对那些针对显著轻微并无法影响股东会决议实质内容的瑕疵而提出的撤销之诉予以禁止。为强化这一限制，立法上还应设立提起撤销之诉的担保制度，以增强撤销之诉提起者的责任意识，减少其滥用诉权、图谋不当利益的机会。

    我国公司法虽然对董事的义务和责任做了些规定，但还不够详细，以致审判实践中做法不一。

    在董事需要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赔偿范围如何确定？特别是公司因犯罪被处罚金能否纳入董事赔偿范围？

    镇江中院民二庭：公司因犯罪被处罚金不能纳入董事赔偿范围。因为罚金作为刑事责任的方式是一种严格的、绝对的个人责任，只能由犯罪主体来承担，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刑罚方式不能转化为我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应由董事、监事、经理承担的公司受到的损害。三明中院研究室：罚金是刑罚的一种，罚金收入归于国家，而不能归于受害人，这是一项传统的刑事政策。公司无权从罚金中获得利益，公司因董事行为所受到的损失，只能从向董事主张民事赔偿中获得补偿。

    公司为股东担保的效力

    公司为股东担保的效力问题，是司法实践中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各地法院对此类担保效力的认定和处理也不很相同，其原因是对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理解不同。

    公司是否具有对外担保的能力？

    武汉中院民三庭：在公司法人制度下，公司具有权利能力，是不同于股东的另一个民事主体。公司的权利能力意味着公司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外担保的权利能力问题。三明中院研究室：如果说禁止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是为了保护公司股东利益及债权人利益，为了保护公司资本维持原则，那么，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非公司的企业法人。以此推理，企业法人对他人提供担保均应当受到禁止。这不但将使担保法所规定的担保制度形同虚设，而且也不符合当前我国经济生活的实际，还会使企业的主要债权人银行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危及银行的生存。因此，一概否认公司对外担保能力的观点是有害的。

    董事会决定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是否有效？

    佛山中院：对董事会决定提供担保的效力，应对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区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提供的担保无效；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决定提供的担保，如无法律规定的其他导致合同无效情形的，应认定担保合同有效。武汉中院民三庭：从立法目的来看，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仅在于防止董事、经理滥用个人权力，也即以此防止董事、经理个人与其利益相关的股东或者任何亲朋好友，进行与公司可能存有抵触利益的不正当的担保交易，并非在于限制公司董事会的权能。因此，董事会决定的担保应为有效。

    对于一份形式完整、公司印章及行为人签名齐备的担保文书和担保合同，司法实践中一般认定是公司行为。但是如果在公司对外担保的纠纷中，公司以该行为系董事、经理的个人决定为由提出担保无效，该如何认定？

    一些与会代表：可以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的规定和第五十条代表人越权行为效力的规定，认定担保有效。武汉中院民三庭：债权人在接受此类担保时，必须向公司索要意志机关同意提供此类担保的决议文件，以此证明此类担保的提供，决非董事、经理个人行为所致，以尽到善意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否则，仅凭外在获得的公司印章、有关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仍不足以证明此类特殊担保的合法有效性。对于仅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无公司集体机关决议批准的此类担保，也应作无效处理。当然，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建议在公司法修改时，规定公司董事、经理未经授权的担保并不当然无效，除非相对人就此应知或明知。这样合同法和公司法即可达成一致，第三人可以公司的董事、经理的行为为表见代理进行抗辩。

    滥用公司人格与公司人格否认

    司法实践中，滥用公司人格的现象十分突出，对此，应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但目前公司法没有相应规定。因此，这一问题成了审判实践中的热点和此次研讨会的重点。

    认定滥用公司人格应具备哪些要件？

    珠海中院徐素平：应具备五个要件：１．公司的设立程序合法，公司取得独立的法人人格。２．存在着控制股东，而判断是否为控制股东应着重考虑该股东对公司组织和运营中的重大问题是否拥有实质性的决策权。３．有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在判断滥用行为时，应着重参考以下因素：（１）控制股东以其意志取代公司的意志，任意混同、处置公司财产；（２）公司没有完整合法的运作记录和财务记录；（３）控制股东利用公司的有限责任，以达到逃避债务或其它责任的目的，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４．控制股东以被操纵公司名义表现为被操纵公司的行为。５．公司人格滥用行为产生了逃避法律和契约义务、损害他人利益的结果。

    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责任有何特点？

    郑州中院民三庭：１．股东直索责任主要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设的，在性质上是一种民事责任，是私法上的责任，而非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２．股东直索责任是公司责任的补充。一方面，股东对债权人承担直接责任并不排除公司自身对公司债权人的偿付义务；另一方面，如果公司具有足够的资产清偿债务，债权人也没有必要要求股东直接承担公司债务。３．股东直索责任不等于个人侵权责任，债权人直接向股东提出请求时，并不排除公司对债权人应负的责任，也并不意味着公司的责任完全转化为个人的侵权责任。

    对于因滥用公司人格而被追究个人责任的股东，其个人责任应为何种具体形态？

    郑州中院民三庭：股东应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先由公司向债权人承担责任，在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再由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承担无限责任。

    公司人格否认规则与诉讼程序是否有关联？关联性如何？

    武汉中院研究室：虽然公司人格否认的效力仅存在于实体法中，但公司人格否认规则的具体适用却与诉讼程序法密切相关，这一规则必须依赖诉讼程序才能最终实现。与公司人格否认规则相关联产生的诉讼法上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问题是当这一规则被适用于实体法时，其宗旨在诉讼中是如何被当事人作为理由提出主张和进行抗辩的；另一类问题是诉讼法上的法律关系问题，即一方所受的判决之效力（既判力和执行力）可否扩大到他方，并由此而引发一系列问题。

    在公司与公司混同时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规则进行诉讼，如何确定被告？

    三明中院林承日、吴登龙：当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单一体说，此说认为，如果新旧两个公司无论名称上还是实质上都被认定为完全相同，在诉讼程序上即可作为单一实体来看待，新旧两公司可理解为一个当事人，对其中一个公司的裁判，其执行效力及于另一公司；另一种是复合体说，此说认为，在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的场合，公司与其背后者或新旧两公司都为当事人，但是以复合的特别当事人形态出现。我们认为，无论是“单一体说”还是“复合体说”，都应当从有利于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角度确定案件的被告，而要达此目的，就应该将需要承担责任的公司和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或者将混同的所有公司都列为被告，并且赋予诉讼当事人的权利。

    通常提出滥用公司人格诉求的是债权人，若以“谁主张谁举证”这一简单原则要求债权人，无疑会使原被告双方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公，影响债权人主张权利。如何解决滥用公司人格案件的举证责任？

    三明中院林承日、吴登龙和珠海中院徐素平：对主张被告滥用公司人格的原告，可以适用“初步证据规则”，即原告方提供一定程度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机构或者财产或者业务方面混同的事实，如两个公司一块牌子、一套人马等形式上的证据，即为满足举证责任要求，然后由被告举证证明不存在滥用公司人格情形。如果被告不能举证，则支持原告的主张。这样既照顾到了双方利益的平衡，也符合证据法的一般原理。

    在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公司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后，债权人在申请强制执行期间，发现该承担债务的公司存在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而应追究股东或者混同公司的责任时，法院可否径行裁定否认被执行的公司及关联公司的法人资格，而直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追究股东或者混同公司的责任？

    三明中院民二庭：股东或者公司是否存在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证明。必须赋予被追究责任股东和公司举证、质证、辩论、上诉的权利，这只有通过诉讼程序才能解决，执行程序是无法承担这一功能的。

    公司解散

    我国公司法及相关行政法规对公司由行政机关强制解散有详细规定，但是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强制解散公司的请求权问题则没有规定，这在经济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都产生了许多问题。

    在哪些情形下股东有权申请解散公司？

    南京中院：股东有权申请解散公司有四种情形：１．公司事务陷于僵局；２．股东遭受不公正的欺压；３．公司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４．公司人格被用于不正当目的。

    应如何设计股东申请解散公司的诉讼程序？

    重庆一中院郭瑞、贺少锋：１．关于诉讼性质、案由及管辖。解散公司之诉应该既非给付之诉，又非确认之诉，而只能是变更之诉；案由应统一为“公司解散纠纷”，属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第二部分“权属、侵权及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纠纷”中“股权类纠纷”的一项；案件应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比较恰当。２．当事人主体资格的界定。解散公司之诉的原告是股东自然无疑，对提起诉讼的股东的持股数量应规定一个下限，如至少应持有公司１０％以上股份。诉讼的被告则应为公司，并以与判决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其他股东为第三人。３．具体裁判程序设计。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促使其他股东购买原告股东的股权，以调解方式结案；如果调解不成，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强制解散公司，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算，因此，可以利用判决的形式判决解散公司；如果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或当事人没有上诉，再行裁定清算义务人组织清算，并根据清算结果，按照当事人的持股比例进行最终分配。

    ——法制日报